2026-08-16 16:19:39
1946年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，史称“东京审判”。当时中国作为战胜国，派出以梅汝璈为法官、向哲濬为检察官的专业团队参与审判。85岁的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向隆万的父亲向哲濬，正是当年东京审判的中国检察官。
法庭陈词 如数家珍
“父亲比我大将近50岁。”向隆万回忆道。1946年，他还是一个刚上小学的孩子，跟随母亲和姐姐去机场送父亲上飞机。1946年1月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成立。根据盟军要求，各国需推选检察官与法官。受命赴日的中国代表团先后仅有17人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苏联代表团70余人，美国代表团百余人，而日本战犯的辩护团更是高达130人。
1946年5月14日，东京审判开庭后不久，日本辩护律师便在法庭上发难，声称珍珠港事变之前中国和日本并未宣战，所以1941年12月之前检方起诉的日本战犯罪行不应被纳入审判。这是中国检察官团队面临的第一道考验。
向隆万对父亲当天的法庭陈词如数家珍：“我父亲第一时间站出来反驳——从‘九一八’事变开始，一个晚上杀死多少人？卢沟桥事变又是一个晚上杀死多少人？全国有数以百万计的军民被杀。他用铿锵有力的语气反问：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实，如果这不是战争，我想问，还有什么是战争？还有什么是战争？”
最终，国际检察局以1928年15国共同签署、事后中国和日本都批准或加入的《巴黎非战公约》为法理依据，采纳了这一主张。东京审判追溯日本甲级战犯的罪行自1928年1月1日算起。在起诉书列举的55项罪状中，有44项与日本侵华直接相关。法庭最终判处东条英机、板垣征四郎、土肥原贤二和松井石根等7名甲级战犯绞刑。
事繁人少 昕夕从公
“我父亲发给外交部的一封电报里就用了八个字——‘事繁人少，昕夕从公’。”向隆万告诉记者，这看似简单的八个字，道尽了中国代表团在东京审判中的艰难处境和殚精竭虑的精神。
1946年2月7日，向哲濬抵达东京，而4月29日便是提交起诉书的截止日期，留给中国检察官团队的时间仅有两个多月。55项罪状中的每一项，都必须有详实的证据支撑。
为了搜集证据，向哲濬一方面不断向国内发电报，请求各部门提供材料，一方面往返于中日之间。向隆万回忆起母亲讲述的一个细节：“父亲有时带着中文证据回国，来不及找翻译，就由我母亲念中文，父亲当场译成英文。打字机哒哒哒打到深夜，我小时候晚上睡觉，常常被打字声惊醒。”
前事不忘 守护历史
令人感慨的是，向隆万的本职工作是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教授。在父亲同事的指点下，向隆万利用赴美探亲的机会，前往美国国会图书馆、美国国家档案馆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等机构查找资料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他把这些珍贵资料复印带回国内，连同母亲的回忆录和当年的部分媒体报道，编成《东京审判·中国检察官向哲濬》一书，于2010年出版。
向隆万引用了父亲向哲濬1983年时说过的一段话：“如果日本军国主义复活，中国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亚洲人民又会深受其害。如果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硬要卷土重来，那么它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!”据扬子晚报